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25年度民主生活会个人检查材料(五个带头)

根据市委关于召开2025年度民主生活会的统一安排部署，我紧扣本次民主生活会主题，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基础上，特别是围绕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要求，广泛征求了意见建议，深入开展了谈心谈话，并对照“五个带头”方面内容，全面查摆自身存在的问题，深刻剖析问题根源，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现将个人对照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在带头强化政治忠诚、提高政治能力方面。一是将党中央大政方针与人大财经监督工作结合得深度不够。在工作中，我能够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但在将宏观政策转化为具体监督议题和监督标准的过程中，有时存在“时差”和“温差”。例如，在参与2025年市级预算草案初步审查时，我更多地关注了财政收支的平衡、赤字率等技术性指标，对于如何通过预算安排体现国家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要求，如何从资金分配上引导我市白酒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思考得不够深、研究得不够透，导致提出的审议意见虽然稳妥，但前瞻性和政治引领性有所欠缺。二是应对复杂经济形势的政治洞察力和预见性有待加强。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我对一些潜在的、苗头性的风险传导机制认识不够敏锐。比如，在2025年牵头组织对市级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专题调研时，我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项目开工率、资金拨付进度等显性指标上，对于一些项目因产业链、供应链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导致的“开工后建设迟缓”或“建成后效益不达预期”等深层次风险，未能进行更为充分的预判和压力测试，提出的风险防范建议更多是基于现有管理漏洞的“亡羊补牢”，而非着眼于未来趋势的“未雨绸缪”。三是在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时，政治执行的刚性有所不足。能够做到令行禁止，但在推动一些涉及多部门协调、触及利益调整的改革性监督举措时，有时会因为考虑到客观困难和部门阻力而放缓节奏。比如，在推进人大财经联网监督平台建设过程中，面对部分单位因数据标准不一、信息系统壁垒等提出的困难，我虽然多次召集会议进行协调，但在某个关键数据接口的联通问题上，因涉及部门反复强调技术难度和安全顾虑，我未能下定最大决心一抓到底，导致该功能模块的上线时间比原计划有所推迟，影响了监督平台的整体效能。

（二）在带头固本培元、增强党性方面。一是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主观世界的自觉性不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习，多数时候是按照上级要求进行，满足于“学过了”“记下了”，但在如何将其世界观和方法论融入自己的思想深处，转化为坚定的党性修养和内在的精神追求方面，还存在差距。有时在思考分管领域的复杂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用经济学原理、财政学知识去分析，而不是首先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寻立场、观点和方法，导致对一些问题的认识高度停留在业务层面，未能上升到党性原则的高度来把握。二是在传承红色基因、坚守精神追求上存在“温差”。身处*这片红色热土，我为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感到自豪，但将这种自豪感内化为党性锻炼的“磨刀石”做得还不够。在日常工作中，更多的是将红色文化作为我市的一张名片来宣传、来推动相关产业发展，但对照革命先辈“计利当计天下利”的崇高境界，反思自己是否在每一项财经监督工作中都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有时感到内心有愧。例如，在审议年度民生实事项目预算安排时，会因为担心增加财政负担而对某些群众呼声很高但资金需求较大的项目持保留意见，这实际上是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在我身上淡化的表现。三是党性锤炼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的韧劲不足。认为党性修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其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具体体现重视不够，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现象。比如，我比较注重在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特定场合进行党性分析和自我剖析，但在平时，特别是在工作任务繁重、压力大的时候，很少主动停下来，用党章党规党纪这面镜子来审视自己的言行举止，检查自己的思想动态。有时会以业务工作繁忙为由，放松了对党性原则的坚守和自我警醒。

（三）在带头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方面。一是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够深入。虽然也经常下基层调研，但落实“四下基层”制度有时存在“走马观花”的现象。比如，在2025年开展全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调研期间，行程安排得比较满，在一个区县的调研点，上午听取了区政府和财政局的汇报，下午实地查看了两个项目，与项目单位负责人进行了交流，但留给与基层人大代表、普通群众面对面座谈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未能充分听取他们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最真实、最直接地感受和评价，使得调研报告中来自一线的鲜活声音不够多。二是在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上存在不自觉的“路径依赖”。作为分管财经工作的副主任，在财经委和预算工委的会议上，凭借自己相对专业的背景和对情况的熟悉，有时在讨论议题时发言比较多、比较系统，不经意间主导了讨论节奏。虽然程序上是民主的，但实质上可能压缩了其他同志特别是年轻同志深入思考和充分发表意见的空间。这种习惯性的“专家视角”和“业务权威”，客观上会影响集体智慧的充分发挥，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集中还有差距。三是对权力运行的自我约束标准不够高。始终坚守廉洁自律的底线，但对一些细微之处的特权思想滋生警惕性不足。例如，在审核人大常委会机关自身预算及“三公”经费时，对于一些因公接待、会议培训等支出，有时会不自觉地站在“保障工作需要”的角度思考问题，虽然没有突破上级规定的总量和标准，但在“可高可低”的范围内，可能会默认一个相对宽松的方案。这种思想深处“机关工作特殊、应当优先保障”的念头，实质上就是一种特权思想的萌芽，是敬畏法纪、严守规矩的堤坝上出现的微小裂痕。

（四）在带头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方面。一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存在偏差。在工作中，有时不自觉地会追求一些见效快、易出彩的“显绩”。比如，我市人大在预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管理监督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经验做法，我更愿意在这些领域继续深耕，争取获得上级人大的肯定。而对于一些难度大、见效慢、需要长期“啃硬骨头”的监督工作，比如建立贯穿预算编制、执行和决算全过程的常态化监督机制，虽然认识到其重要性，但在投入精力、推动落实上，有时会显得积极性不是那么高，这反映出我的政绩观还不够纯粹，掺杂了个人职业发展的考量。二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能力有待提升。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对新发展理念的理解和运用还不够平衡。例如，在审查重大政府投资项目时，对项目的经济效益、投资回报率等“发展”指标研究得比较多，也关注了能耗、环保等“生态”指标，但对于项目如何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等“共享”维度的考量相对较少。在审议某个大型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预算时，我重点分析了其对拉动地方GDP、提升城市形象的作用，但对其可能带来的沿线居民噪声影响、征地拆迁后续保障等问题，虽然有所涉及，但研究深度和提出的监督意见力度都显不足。三是攻坚克难的斗争精神有所弱化。随着年龄和任职时间的增长，思想上滋生了“求稳怕乱”的心态，面对一些历史遗留的或敏感复杂的财经问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锐气有所减退。在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中，对于如何推动化解隐性债务这个“老大难”问题，虽然多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加强源头管控、严肃财经纪律，但在推动建立更加刚性的责任追究机制方面，考虑到可能会引发一些不稳定因素或影响部分干部的干事积极性，态度不够坚决，提出的监督意见也相对“柔和”，缺乏“一竿子插到底”的决心和勇气。

（五）在带头坚决扛起管党治党责任方面。一是落实“一岗双责”的压力传导不到位。对分管的财经委、预算工委的干部，在业务工作上要求比较严，但在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上，有时满足于开会强调、文件传达，缺乏常态化的、有针对性的提醒和监督。比如，在深入开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时，我主要是在会议上进行了动员部署，但对于个别干部是否存在“不吃公款吃老板”、违规接受服务对象宴请等隐形变异“四风”问题，缺乏“拉网式”的排查和“咬耳扯袖”式的日常提醒，严管所辖的责任链条没有真正拧紧。二是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力度不够。对一些“文山会海”现象虽然反感，但有时也成了形式主义的“二传手”。例如，在组织开展某项专题调研时，为了使调研报告内容更“详实”，向基层对口单位发出的调研提纲中，要求提供的数据和材料过多过细，其中一些可以通过财经联网监督平台直接调取，却仍然要求基层单位重新整理报送，无形中增加了基层负担。这反映出我在工作中仍然存在路径依赖，未能将整治形式主义的要求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工作环节。三是对干部队伍的思想动态和网络言行引导不足。对分管部门干部的关心多停留在工作和生活层面，对他们“八小时之外”的思想状况了解不深。我注意到，有个别年轻干部在微信朋友圈等网络空间，偶尔会转发一些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片面解读甚至调侃的文章。对此，我虽然觉得不妥，但认为只要没有公开发表错误言论，就不是大问题，仅仅在支部学习时做了“规范党员干部网络空间言行”的笼统要求，没有及时进行个别谈话和思想引导，未能有效履行好引导发挥积极作用的政治责任。

二、原因剖析

深刻反思上述问题，根源主要在思想深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论武装的系统性和深刻性不足，导致政治站位不够高。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存在碎片化、实用主义倾向，满足于解决具体业务问题，缺乏“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钻研精神。正因为对“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领悟不够透彻，对“国之大者”的内涵把握不够精准，才导致在实际工作中，有时会把人大财经监督工作看作单纯的业务工作，未能时时事事从政治高度来审视和推动，从而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时，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性和前瞻性。

（二）党性修养的持续性和严格性不够，导致理想信念不够牢。随着工作环境和岗位的变化，自我革命的警觉性有所放松，艰苦奋斗的革命意志有所消减。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上，虽然大方向是坚定的，但有时会受到社会上一些消极观念的影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意识有所淡化。对标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境界，反思自己有时在工作中计较个人得失、在推动改革时畏惧困难，根源在于党性锻炼这门“心学”修得不勤、不深、不实，导致精神之“钙”补充不及时，理想信念的根基扎得不够深。

（三）宗旨意识的牢固性和自觉性不够，导致群众立场不够稳。虽然始终告诫自己要站稳人民立场，但在内心深处，精英意识、机关思维仍未根除，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有所弱化。下基层调研时，听取领导干部汇报多、与普通群众直接交流少；在决策时，考量宏观数据多、体察群众具体感受少。这种不自觉的疏离，实质是“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个根本问题回答得不够好，群众观点树得不够牢，导致在工作中未能真正做到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影响了人大监督工作的民意基础和实际成效。

（四）担当精神的革命性和斗争性不够，导致履职尽责不够实。在长期的工作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按部就班、四平八稳的思维定式和工作习惯，“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偶有抬头。面对财经领域监督工作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有时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懈怠心理，缺乏敢于碰硬、一抓到底的拼劲和闯劲。这种担当精神的弱化，根本上是事业心和责任感有所滑坡，忘记了人大干部的职责使命，未能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

（五）纪律规矩的敬畏性和约束性不够，导致自我要求不够严格。对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认为自己作为一名老党员，能够守住底线、不出问题，但在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方面，有时标准不高、要求不严。对一些作风建设上的“小问题”、形式主义的“老毛病”见怪不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运用得不够经常，根源在于对党的纪律规矩缺乏足够的敬畏之心，未能将其作为悬在头顶的“三尺利剑”，时时刻刻检身正己，从而在履行管党治党责任、加强作风建设上存在薄弱环节。

三、下步整改措施

针对查摆出的问题和深刻剖析的原因，我将以此次民主生活会为新的起点，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和自我革命的精神，逐项抓好整改落实。

（一）我将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学懂弄通做实。在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达到新高度，特别是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工作中，自觉把人大财经监督工作放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进，确保每一次审议、每一次监督都精准对标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断提高从政治上看问题、办事情的能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二）我将始终把牢记和践行党的根本宗旨作为永恒课题，进一步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格落实“四下基层”制度，改进调研方式，坚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在人大各项履职活动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财政资金更多向民生领域倾斜，让人大监督的过程成为倾听民声、汇聚民智、维护民利的过程。

（三）我将以钉钉子精神狠抓作风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在议事决策中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不同意见，自觉维护班子团结和集体权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推动解决一批财经领域的突出问题。在工作中勇于担当、敢于斗争，特别是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等重点难点工作，敢于较真碰硬，加强跟踪监督，确保取得实效。

（四）我将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永葆自我革命精神。严格履行“一岗双责”，将管党治党责任与分管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加强对分管部门干部的日常教育、管理和监督，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带头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格管好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廉。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